“我们经常忘记，天津曾经是中国北方最辉煌的城市之一。”就像现在，在手机领域，深圳的华为、东莞的OV与北京的小米远赴欧洲，围绕着折叠屏、5G吵得不可开交时，多数人也难以记起，天津曾经是中国甚至世界当之无愧的“手机之都”。

01 “哪也别去，就到天津”

198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两个陌生人突然找上门来，问清他是叶迪生之后说，“天津成立开发区了，你是领导人之一，都一个多月了，你怎么还不去报到。”他有些发懵，但隐约知道，天要变了。这位年轻人，此时还是一位搞半导体的技术员，但很快，他将成为天津滨海新区第一批技术官僚，把手机引进中国的人。

同年，远在大洋彼岸，老高尔文(Bob Galvin)执掌的摩托罗拉向市场推出了一项新的发明——移动电话。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市场的爆款。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没几个人知道“大哥大”。

1937年，叶迪生出生于好望角的一个华侨家庭里，是家中幼子。他的父亲因为崇拜美国的发明家爱迪生，给他取名叶迪生。好望角是五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最远抵达的地方。据说，这个“开眼看过世界”太监，曾对明成祖撂下过一句充满“先知”色彩的话——“将来中国的威胁，会从海上来。”其实应该加上后半句，机会也是从海上来。

海外辗转多年，叶迪生回到天津，于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但很快被打成“右派”。毕业之后，他被发配到位于胡同里的一个小工厂，工厂的名字有种奇异的浪漫，叫野玫瑰电子厂。在这个厂里，他一直干到1984年，直到那两个人闯入的下午。在野玫瑰的二十年里，他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搞发明搞研究，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的年利润在80年代初就达到500万元。他还因此受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接见。

叶迪生到天津开发区任职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盐碱荒滩，一无所有，除了一个孤零零的天津港。和蛇口一样，政府给了一些特殊的政策，一笔仅供用于滚动开发的贷款。时任市长李瑞环对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要钱？没有，政府一分钱也不会给，就这么一块地。”

天津市给了这些建设者一把尚方宝剑：“在开发区什么都可以干，失败了，只当是地震把塘沽震毁了，也不会影响天津，你们尽管大搞你们的试验。”

起初，天津招商并不理想，叶迪生一直很渴望能引进“巨人型的企业”。从某种程度上，冥冥之中也决定了天津与深圳最终的走向——巨人型的外企通常拥有完善、自成体系的产业链，很难在一个地区形成创新生态。

1987年的夏天，叶迪生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时任电子工程部部长李铁映问他：“美国有家大企业，想在中国投资，但要求必须是独资，你那是一个‘特区’，行不行？”

“哪家企业？”叶迪生心里打鼓，按照当时政策，外企独资是绝对不允许的。

“摩托罗拉。”李铁映说，“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独资，我这可以，能办。”叶迪生一听，脱口而出，“哪都别去，就到天津来。”

1987年秋天，摩托罗拉一位副总裁带着助理造访天津。其中一人甚至私底下问叶迪生，你们那里有没有宾馆。叶迪生发现，最近的，勉强能住的也只有塘沽的胜利宾馆。美国人考察完，认为开发区的环境之差，令人难以忍受。但令他们诧异的是，这位还没有见过大哥大的天津领导，对摩托罗拉的产品如数家珍。

在占得先机的广东，手机的市场潜力已经得到了印证。当年11月，广东开通了首个移动网络，摩托罗拉进入中国。那时候，一部手机重一公斤，售价两三万，一个工人的工资仅有几十块，但中国人提着一箱一箱的钱，排队托关系也想购买。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是当时土豪的象征。

次年春天，叶迪生造访美国，点名要去摩托罗拉。也是在那里，他用一个硕大的黑色手机，拨通了远在天津的家里的电话。他隐约意识到，这种通讯技术，会在中国酝酿成一场风暴。他下定决心，要把摩托罗拉引入天津。那一年，雷军高中毕业，考入武汉大学计算机系，任正非刚刚在深圳创立华为，身上还背着200万债务，至于陈永明的OPPO，还要等13年才会在东莞诞生。

叶迪生回国后没多久，摩托罗拉再次来中国考察，去了天津，也去了其他的沿海城市。“别的城市说欢迎，但他们可能连摩托罗拉是什么都不知道。叶迪生了解你们，他在开发区有市长一样的权力，始终把你们放在第一位。”天津市长说服了摩托罗拉。

1992年，摩托罗拉这个世界信息产业巨头，以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一片具备设计感的现代厂房，以绝对引领者的姿态出现在开发区。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罗拉手机都产自于这里。

这件事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

02 “做一家中国企业”

三星天津工厂关停的前夜，有人在网上贴出了1993年在摩托罗拉的经历。对于天津人而言，它甚至带有“启蒙”的意义。

在摩托罗拉，每个人都有一个英文名，Robert、Mary满天飞，工人和工人之间对话，也不停的蹦英文单词，就连食堂的在塘沽招的临时工都会说“他们老是对我complaint ”。 “这事你要去找屎迪瘟(Steven)““哪个屎迪瘟，他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他叫屎迪瘟。”这样的对话在摩托罗拉经常发生。

除此之外，摩托罗拉给天津带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工会、晋升制度、转账发工资甚至今天依然不算落伍的6西格玛管理系统。摩托罗拉的江湖地位一度超过“国企”天津人以在那里工作为荣。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成为另一种“国企”。

在遥远的1992年，摩托罗拉在中国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在世界上也没有。只不过，它离巅峰还差一个玩得转中国政商关系的高管。

就在叶迪生为“巨人型”企业辗转反侧，求而不得时，一位出生在马利西亚的华人已经游历了中国，他就是后来摩托罗拉中国地区总裁赖炳荣。他已经过了40岁，依然精力旺盛。这个极其有远见的人，在英特尔创立四周年时，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在一次摩托罗拉为他的妻子举办的升职宴会上，一位董事问他，摩托罗拉想要去中国大展拳脚，你怎么看？赖炳荣回答，要有一颗“中国心”。谁都知道，在中国要用资金和技术换市场，但是，中国愿意和你分享什么市场，可以和你分享什么市场？中国和所有的国家都不一样，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才会有市场。这席话赢得了高尔文的好感。

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摩托罗拉先后派出三四波说客，最终老高尔文亲自出马，才劝动了赖炳荣。1994年，50岁那年，赖炳荣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这一年，摩托罗拉如日中天，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23，在美国，六成手机市场由该公司垄断。然而，它已经游走在悬崖的边缘了，一家芬兰的公司浮出水面——诺基亚。

不过，中国的手机市场还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