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上海外滩,一栋欧式风格的大楼静静矗立在福州路路口,和外滩的其他建筑一起,每天都能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
【图】外滩12号大楼(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虽然这幢大楼1923年落成以来,已经静静望着黄浦江96个春秋,但围绕在其周围的传说从未中断过。从建成至今,她迎来过三任主人的进驻: 1. 1923至1955(32年):汇丰银行大楼2. 1955至1996(41年):上海市政府大楼3. 1996至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楼 其中,汇丰银行是大楼的建设者,也是大楼的第一任主人。在老上海的语言体系里,至今依旧把这幢大楼叫做“汇丰大楼”。只是,今天汇丰银行在上海的总部,已经搬到了黄浦江对岸,同样是地标建筑的国金中心一期。
【图】今天的汇丰银行上海总部(图片来源:站酷海洛) 汇丰银行从浦西到浦东的近百年,不仅仅是位置的简单变化,而见证了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变局。实际上,从汇丰银行的英文名(HK and Shanghai Bank Coporation)中,就暗示这家银行和上海,和香港,乃至和中国的深刻关系。 1汇丰前史 1. 上海贸易的崛起,呼唤新型银行 1842年《南京条约》开埠以后,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上海,并迅速发展。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 1844年,从广州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1550万美元。从上海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只有250万美元。第二年,广州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减少了约三分之一,而上海却增长了一倍。 进入50年代以后,贸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上海在全国出口商品的两项大宗商品:生丝和茶叶贸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0年代中期以后,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进口贸易也是如此,上海进口的美国棉布已相当于广州的一倍以上。到50年代末,上海进口船只已是广州的三倍半。
【图】1891年外滩的码头(图片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中心。上海位于亚洲第一大河长江的入海口处,而且是中国北洋和南洋的天然地理分界线。它是巨大的长江流域和华中区贸易的集中地,又是整个东亚的分配要地。 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清帝国贸易最发达的城市。因此和贸易有关的商行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起来。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而千里之外的香港,同样也有着极其迫切的贸易需求。 但是那个年代在中国设立的外国银行,只是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活动,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因而一家新型的,能够适应在中国贸易需要的银行呼之欲出。 1864年,除资格最老的怡和洋行外,香港几乎所有的著名商行(宝顺、琼记、大英、沙逊,德国禅臣等英、美、法、德共十四家洋行)终于“抱团取暖”,联合在香港成立了汇丰银行,额定资本为500万银元,分四万股,每股125元。 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HSBC)正式开业,总部位于香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160多年来,虽然大楼几经翻修,但位置从未变过。一年后,汇丰银行上海分内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底楼开业,从而正式奠定了沪港两地的业务格局。
【图】汇丰银行香港总部大楼(图片来源:站酷) 需要特别之处的是,正如银行英文名一样,从创行的第一天起,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之间是并列地位,并无相互隶属的关系。 顺便说一下“汇丰”中文名字的由来:从19世纪开始,香港就用汇丰作为HSBC的昵称,并且汇丰也有汇兑丰裕、汇聚财富等吉祥含义,在讲究风水文化的香港,这一昵称迅速传遍大街小巷。 但是彩头再花哨究竟只是美好的意想,只有赚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才拥有在市场上安身立命的本钱。刚一成立的汇丰,就遭遇了市场的狂风巨浪。 2. 棉花贸易,奠定国内产业格局汇丰银行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1866年的全球金融恐慌。 19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美国棉花的出口受阻,到1862年初,与上年相比,英国棉花进口总量下降了50%以上,从美国进口下降了96%,工厂开始每周关闭几天,最后甚至完全关闭。棉花价格比战前水平翻了4倍。 “棉荒”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在法国,由于棉花价格疯涨,美国棉花的进口量从1860年的60多万包减少到1863年的4169包,制造商被迫关闭棉纺厂。这对诺曼底这样地方的粗棉制造商打击尤为严重,因为棉花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品最终价格。 这使用惯了美棉的英国纺织业主们转向印度购买棉花,印棉价格一夜之间暴涨。欧洲商人和制造商抱怨印度棉花质量差——不够干净,纤维更短,需要调整机器——但印度棉花防止了欧洲棉花工业的彻底崩溃。 虽然制造商关闭了纺织厂,纺纱工和织工遭受了磨难,棉花投机商却在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难得的黄金时代。利物浦棉花经纪人因为市场上存在着许多投机者和价格上涨而大为获益:1861年,英国的棉花进口总值为3970万英镑,1864年在进口数量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口金额反而高达8400万英镑。价格暴涨,刺激了投机的盛行,也使得制造商迫切希望找到新的棉花产地。 在这种情况下,距离英国利物浦港口4600英里之外的印度,就成为英国工厂新的选择。在印度殖民地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不论是刚刚清理的土地上,还是曾经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此时此刻都种上了洁白的棉花。从1860到1862的短短两年内,印度棉花产量增加了一半。 增产的棉花,源源不断送到了欧洲的工厂:印度在1860年只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16%,,贡献了1857年法国原棉进口量的1.1%,而到1862年,则贡献了英国原棉进口量的75%,法国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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