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茶城文庙而言，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年间，它一方面接受着史无前例的去道德、去信仰的“资本化”运营的改造，一方面又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真正推开了一扇面向市民社会的大门，从而能够为分散的小家庭提供某种心灵寄托。这就出现了一个颇具悖反意味的区域性现象：并不是保守主义势力的复兴赋予文庙以生机，而恰恰是传统社会组织形态进一步崩解、新兴市民社会崛起，才是促使文庙得以恢复活力的基本前提。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茶城民众已经感受到信仰缺位所带来的严重的道德滑坡。即便茶城文庙失去了帝制时代对于伦理生活的象征性统治，其宗教功能被缩小为提供一种与“财运”“官运”相对的“学运”，但亦应承认，“仁”“孝”等儒家元素的道德意义毕竟仍与“学”的内在逻辑缠绕在一起，散发着某种微弱的神圣性。正是这种深刻的内在逻辑，使得外来的旅游公司负责人虽然有着将文庙一砖一瓦都变成资本“润滑剂”的设想，但也不得不尊重既成的基本典章制度。至此，市场中的文庙虽然失去了皇权及绅权的庇佑，但一种以儒教观念为基础的集会式宗教体验终于在文庙里出现了。 宗教市场：文庙岭上的诸神之战 作为纯粹的技术行为，资本对文庙的运作绝不包含任何文化信仰成分，但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旅游公司也知道不可能凭空制造“文化符号”，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激活原有的文化传统。而邻近的关帝庙因其本身与民间多神崇拜的亲近性，很快可以完全按照宗教市场的功能需求进行内部重塑。如今茶城关帝庙内添置了诸多佛教神祇，分别对应求子、求福、求禄、求平安等各种祈福，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关帝庙所能接待的游客类型，并迅速使关帝庙的旅游收入超过文庙。旅游公司的运作模式在文、武两庙所呈现出的不同结果，不久便在茶城县文化产业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微妙影响。 2013年，县政府决定启动新一轮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在茶城文庙岭附近选址修建大型仿古宫殿“瑶王阁”。这一预计耗资数千万的计划随后被纳入全省重大旅游项目编制，开始正式投入建设。修建“瑶王阁”的初衷在于将茶城县分散的、潜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落实为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用的文化实体。经多方论证，这一气势恢宏的宫殿被置于文庙岭北侧的最高处，其规格参照汉代皇宫，顶部覆以古典建筑中象征最高权力的黄瓦，大殿则设置巨型神坛以供祭拜。2015年“瑶王阁”落成，其地理位置俯压于文庙、关帝庙、烈士陵园之上。根据官方设计说明，“瑶王阁”将与文武两庙构成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区域，增加文化产业的收益，带动县城经济的整体发展。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尊重甚至敬畏任何神祇，但无法容忍在维系茶城文脉、气运的文武两庙之上再安放一尊“陌生”的神像。各乡镇农村的居民亦对此难以理解，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县城并不缺少文化旅游资源。茶城文庙面对“新神”降临时所表现的无力与妥协，或许准确地呈现了“世俗时代”儒教传统的真实处境：在基层组织中，儒教缺少真正兼具古典信仰与现代知识的代言人。2016年，即“瑶王阁”落成一年之后，茶城县高考成绩出现波动，县内议论纷纷。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瑶王阁”旋即被县政府改名为少数民族文化博物馆。事实上，文庙岭自晚清革命以来即非儒教一家所有，但细究此次文庙岭的变动，在形式与内容上已不同于解放初期烈士陵园的修建。毋庸讳言，剥去“文化”的外衣，改革开放之后县域政府的发展驱动力主要来自权力意志与绩效需求。以茶城县的县城布局看，文庙岭及其周边土地无疑是极具开发价值的核心地段。事实证明，除去周边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房地产，“瑶王阁”本身实际上并未产生有效的“盈利”。 无论“新神”的加入背后有着何种考量，不足8平方公里的文庙岭上已经云集了三种象征不同文化信仰的“真神”，割据一方、三足鼎立。从宏观上看，孔子与关帝负责输出“忠孝”“仁义”，烈士陵园维系着政治的合法性来源，而“瑶王阁”则构成了少数民族的共同体想象。文庙岭就此成为了一个类似“宗教市场”的活动空间。该理论强调宗教行为与经济行为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尤其在个体层面，人们会理性权衡与超自然的神灵进行交换的目的与条件。晚清以前，茶城的各类宗教信仰如关帝、观音、土地神等，必须接受儒家伦理系统的主导，民间宗教只能限制在为儒学价值提供支持的辅助地位，从而贡献于儒家社会的内部稳定。解放以后，革命伦理至少在形式层面一度完全取代了儒家伦理的统治地位，在革命集体的范畴内规定了个人价值。随着茶城人民对于“牺牲”的记忆变得愈发遥远以及旧的伦理生活逐步解散，政治权力早已无法再凭借意识形态的权威建立起具有统摄性的道德习俗；茶城人民必须经由个人内在的判断，选择一种能够证成伦理生活的理由。 反观茶城县文庙岭的文化景象，“新神”的原型虽然根植于真实的茶城文化历史，但其对于文庙岭的嵌入却并未对应民众伦理生活的迫切需求。宗教性场所本应凭借其建筑的设计、格局、功能分布等成为精神生活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进而让普通民众通过节日、庆典、祭祀等活动，在信仰的共同体的建构之上，形成富于道德教化意义的公共领域。米恰尔·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提出，神圣与世俗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神圣是永恒的、真实的，而世俗却是短暂的、易逝的。神圣在世俗中显现自己，世俗通过“显圣物”来表证神圣。即便是在强调“入世”的中国文化体系内，任何能够提供超验层面的精神资源的宗教文化，都必须保证其具有相对独立的神圣空间，以维系其唯一的、绝对的文化逻辑。仅就宗教场所而言，其既为有形的文化产业，又凝聚着无形的超验精神。 体现在茶城的案例中则可看到：民众在政治权力所塑造的“宗教”建筑面前，由于脱离了鲜活的历史情境，无法充分调动既有的生活经验为其注入丰富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文庙岭的狭窄区域内形成的“宗教”集聚，本质上属于经济理性主导下土地与资本相结合的衍生产品，并未考虑各类文化信仰之间是否能在短期内形成良性互动，因而在多数民众心里难以得到“道义”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对于政治、社会的渗透已经严重损伤了宗教文化原有的圣俗分判，加之以政治正当性重构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知行分裂”，更为深刻地引发了人民群众的精神“内战”。文庙岭上诸神之争（儒教、革命、地方传统、资本）的形成带有行政决策的偶然性，但亦深刻折射了文化统合力匮乏所造成的社会道德困境在“神圣”世界的延续。因而，从总体上看，文庙岭原有的神圣性资源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内在的文化张力反而遭到人为加剧，导致“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微妙平衡出现分裂，由此窒碍了狭小空间内原本稀薄的神圣气息。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于精神生活的期待，使更多人将宗教生活理解为毫无“伦常”内涵的利益交换。 夫子归来：在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之间 正当文庙岭上群龙无首之际，新一届政府部门以罕见的积极姿态站到前台，参与到茶城文庙的运作之中，并将其视为文化产业的核心阵地。2017年9月28日，茶城县于文庙隆重举办首届“孔子文化节”及“成人礼”。典礼严格按照古代礼制进行，工作人员身着传统祭服举行释奠礼，主祭宣读祭文，率全体人员向孔子像鞠躬致敬，继而由县领导为教育界模范人物颁发奖励。同年，茶城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启动，由茶城党校牵头，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六进活动，使“忠孝仁义”思想深入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友善。这一系列活动并未言及经济利益，与2017年之前历任政府单纯将文庙视为文化旅游资源的思路迥然不同，其言辞间给人以久违的“化民成俗”气概，以重建民众生活的道德根源为宗旨。县政府高调宣布设立每年9月28日为“孔子文化节”，进而恢复了中断百年的官方祭孔活动。尊孔、去孔、批孔、祭孔，历史仿佛经历了一道漫长的轮回。 (编辑：) |
 |
| 首页 | 1 | 2 | 3 |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