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考刚刚考完。高考，作为一年一度的重大文化事件，获得了全社会的关注面。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不少家长为了孩子金榜题名而四处烧香祈福。在本文中，一座萧条多年的岭南文庙，改革开放后却随着恢复高考、教育发展而香火旺盛。通过考试获得更多受教育机会，从而累积更为优越的文化资本，当前仍是多数人希求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最切实途径。这种认识逐步演变为一种弥漫全社会的热烈情绪，甚至再度呼唤着一度远去的孔子与儒家文化。
2018年，适逢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进一步鼓励青年学者深度、全面思考和阐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热点和难点问题，在上海社联党组领导下，在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专项资金资助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面向全国青年学人和青年学生，开展了主题为“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改革再出发”的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本次征文活动历时一年，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共收到来稿900多篇。2019年1— 3月，编辑部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编辑部初审、专家匿名复审和资深学者终审的程序，对所有来稿进行评选，最终 26 篇论文获奖。2019年3月29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上海召开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知识体系构建与青年使命”青年论坛。 阅读入选的论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与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尝试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和学术范式来解释、解答新时代的新问题，并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和创见的观点。这正契合了此次征文所主张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为解决和解释中国问题提供独到思路”的设想，也符合《探索与争鸣》杂志所坚持的当下性、公共性、跨学科、 思想性为核心的办刊特色，以及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思想温暖学术、学术关怀现实”的办刊理念和“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的办刊风格。 此外，本届获奖作者体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近一半获奖者为90后学人。某种程度上，这标志着90后青年学人作为一个整体浮出历史地表，并逐渐成长为学术界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学人受过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视野较为开阔，能够自觉将学术问题的研究和中国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 当然，毋庸讳言，这些入选的作品，还属于青年学人学术起步阶段的尝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有些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或是并不十分成熟的想法。 此外，相比全国数量巨大的青年学者和在读研究生群体，本次征文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也由于征文奖项数量有限，还有一些比较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没能入选，这不免令人遗憾。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一本自诞生起就坚持把“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自2014年起，《探索与争鸣》在全国发起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至今已经举办三届，此外，编辑部还于2018年推出了“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等活动，这些均得到各界支持并取得了不错反响。本着鼓励青年、支持青年的初衷，在纪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开辟“五四·青年”专刊，并组织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专辑，集中选发此次征文获奖文章。这是编辑部的第一次尝试，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学界给予包容和支持！我们也真诚欢迎广大青年学人继续关注、参与和支持编辑部的其他各项活动。——《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导论 改革开放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近现代革命所塑造的诸多深层契机，在最近40年才得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渠道爆炸性地释放出来。1978年之后，各地文庙及相关祭孔仪式的复活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学信息,并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一个古老的命题——教化。本文以中国南方某省一座县城茶城的文庙及其周边各类文化产业的崛起为例，对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转型过程进行“深描”，探讨近来呼声渐高的古典教化模式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命运。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成为附近乡镇传统祭祀活动的中心，呈现出儒家政教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诸多亲近与纠结。 有鉴于此，本文将保罗·卡恩的“政治神学”研究与对茶城文庙运作经营中所呈现的权力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并适度借用文化社会学理论。这里必须预先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茶城文庙的复兴与改革开放内在原因是否直接相关？第二，茶城文庙的复兴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典儒家政教模式与中国现代政治的结构性相似？第三，茶城文庙的复兴是否意味地域性儒家“教化”功能的复兴？通过剖析“教化”这一主题并考察文庙与改革开放以来茶城县政府、人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许可以为思考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提供一个有限的地方案例。 革命伦理：文庙的古今之变 茶城县位于中国南方G省L市东南部，居住着瑶、汉、苗等19个民族，总人口三十余万。茶城建县距今已有接近1400年之久，由于地处南荒，山林广布，当地人口一度仅有千人，直至元代人口仍不满万。茶城文庙的建立与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直接相关。茶城是瑶族聚居地之一，明成化、正德年间，瑶民多次举事。儒家士大夫希望通过增设文教机构、增加科举录取等方式，逐步减少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培养士绅阶级，将纲常观念以礼教形式植入庶民的日常生活。茶城地域偏远，人口稀少，然而至明代中期以后，竟有“昭州四邑，惟茶城士人最多”之说，县志亦多“孝子顺孙，贤媛贞妇”之事迹。然而，在官方叙事所造成的“文教昌明”之外，茶城文庙亦同各地文庙一样，作为“圣域”区别于寺院、道观，对农、工、商阶层不予开放。广大民众被隔绝在文庙的高墙之外，遑论参与祭孔，无法构成真切的宗教体验。而并立一侧的关帝庙，除却官方固定的春秋二祭，每逢关帝诞辰都会举行庶民阶层广泛参与的庙会活动，知县往往“倡率阖邑士民耆老捐奉”，将关羽视为地方的保护神。如此情景，实难想象会出现于文庙。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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