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举动看似出人意料，但结合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文化政策以及国内儒学复兴的繁荣景象，茶城文庙的“否极泰来”亦可视为宏大乐章中的一个和鸣音符。改革开放之前一个隐秘的事实在于，革命伦理在对抗官僚体制以及教育人民的意义上，呈现出与传统儒家的高度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双方都认为道德是一种有助于实现内在利益的品质，内在利益的要求使得道德必须与功利主义划清界限。因而可以说，革命政治与儒家政治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道德正当性与政治合法性密不可分，“教化”人民是道德政治的基本要求。而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价值观念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告别革命”的论断似乎已成为各阶层之间隐秘的共识。以茶城县为例，诸如许美玉等第一代茶城革命者，既具有忠诚的信仰，亦保持着生活作风与政党理念的一致，在其任内子女并未获得特权的荫庇，其退休后又主动回到了“人民”之中。民众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坚持称政府公务员为“同志”；1992年之后，这个称呼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领导”“干部”。民众对于政治的关切转变为如何在政府部门中以亲戚、朋友为依托构筑自己的人脉网络，获取权力寻租的信息。与此同时，烈士陵园则由于县城夜生活的兴起而成为无业青年聚集之地，经常发生治安事件。 让我们回到看似与这座中国南方县城相隔遥远的“政治神学”。保罗·卡恩实际上比施米特更多关注到“人民”在现代政治中真实的主体地位。毫无疑问，近年来，在许多国家陷入发展困境的事实面前，肤浅的自由主义叙事接近破产。政治需要“主权者”具有德性的人格，并保证其进行决断的能力。此外每个运转正常的社会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一系列共同的观念、理想、仪式及象征，否则政治生活就将失去“生存”之外的信念与目标。就本文而言，县域治理涉及产业转型、土地流转、养老、教育等诸多复杂问题，从不同的思路切入会获得不同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基层治理的要害无非在于资源的重新分配，抑或如何较为顺畅地适应市场化、资本化的过程。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总体而言，基层治理要求政府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 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制度阐释问题。经济制度变革必须植根于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考虑到治理主体的基本状况，包括其心态、知识、信仰，因而“教化”这一古老的命题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政治视域之内。自2016年文庙岭大兴土木、生造新神，民众对于“宗教”生活的期待每况愈下，在这个节点之后，重开祭孔大典、推广孝悌文化等公共政策的落实，无疑内在符合当地对一种优质的、整全的文化统合力的需求。但是，当下以茶城文庙为中心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仍依赖于主政者的个人意愿。具体而言，就是以运动式的行政安排，在短期内促成人力、物力、财力等公共资源的集中使用。其隐忧则在于，逾越常规程序固然可以实现组织行动力和协调性短期提升，但间歇性的政治压力消退之后，在经济尚显落后的县城，遭到超额使用的常规科层体制往往会显得后继乏力。行政命令毕竟不能完全代替文化权力的作用，只有后者才能为现代人的社会行为提供柔性、持久的内在动因。 认真考察文庙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与伦理生活相关的文化心理并非改革开放之后市民社会的新产物。事实上，儒家文化之于世俗生活的宗教意义即在于：封建贵族制解体之后，任何人只要完成其相应的伦理责任，就可以获得共同体的荣誉，从而将其文化生命融入祖先的序列，超越时间以获得不朽。因而，立志向学、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既体现了个人的价值诉求，也促进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人民在重大节庆时之所以选择走进文庙焚香祭拜，既是因为对于“学运”的需求，亦因唯有文庙才能安放的孝悌、仁爱，仍旧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若隐若现，指示着人生的根本意义。在茶城文庙颠沛流离的百年历程之中，我们看到了“家”作为一种形散神聚的生活空间，为学生、农民、工人、公务员等各类现代社会的角色提供着奋斗的动因以及向善的理由——这才是茶城人民各类宗教生活背后的公约数，也是革命结束后散乱而蓬勃的民心、民力的现实归宿。 在这个问题上应看到两个事实。首先，茶城文庙在当地文化生活中地位的骤然提升，直接得益于政治权力的介入，而政治权力的背后，亦蕴含着真诚的“教化”人民的愿望。通过在文庙讲学、励学调动文庙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交流，无疑是成功的。其次，相较内嵌于民众生活的民间文化力量，政治逻辑的确有着天然的局限性。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内含的弊端毕竟难以克服。在现代政治的笼罩下，治理成绩必须最终显示为数据化、实体化的内容。因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更为紧密嵌合的道德、习俗，均难以成为短期内可获取的政绩指标。而日常生活是蕴含着本源性文化价值的基本领域。以茶城县现有的文化生活而言，民间文化人士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茶城文庙祭孔大典的释奠礼、祭孔文等传统项目，均由当地的民间知识分子挖掘整理，最后付诸重现。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并不能被视为“学者”，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民间文化力量主动、自发地参与，我们无法想象茶城县传统文化活动将走向何种局面。就社会生活的层面而言，这些既无公职也无优越学历的民间知识分子，或许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制礼作乐”者。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化信仰的重新奠基，必须经由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的共同参与而完成。概言之，“后革命”政府所延续的对于道德正当性的诉求，市场经济所缔造的新型市民社会，家庭所保留的“人伦”所能发生效用的最后阵地，这些因素的合力，至少在近二十年内促成了茶城文庙的“起死回生”。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看，这种“复出”都不同于明清之间任何一次文庙毁坏后的重建。“教化”的面目仍需长时间的淬炼与形塑。遭受革命与改革的洗礼之后，文庙在努力唤醒着茶城民众道德生活的古老记忆的同时，也经历着“人民主权”对于自身的反向塑造。在这个过程中，革命遗产与改革机制仍然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或许可以说，百年之后，与文庙构成政教两端的不再是皇宫，而是千千万万的家庭以及生长于其上的现代社会。 结语：古典政教的现代命运 对于试图通过塑造制度化的孔教以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尝试而言，以君主制为前提的权力保证已不可设想。茶城文庙近百年的浮沉兴衰呈现出一个基本困境：它从来没有属于自身的独立法人。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迅速发展带来的行政职能急剧分化等原因，才导致公法领域内的行政分权，由此“法人”概念才逐渐进入公法领域内。只要文庙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那么前述以文庙为中心而展开的内在运转的现代“教化”就获得了最为切实的制度保证，从而根本上杜绝了商品化、符号化孔子的危险。然而，除了经济发展较快的大城市，类似茶城的广大市县地区并无组织严密、资本充实的儒学团体，更无凭借超越性体验获得自我证成的儒者，即使地方政府让出文庙，又由谁来充任文庙的法人代表呢？换言之，既没有实现自身立足于现代法权意识的组织化，也没有建立起完整适应现代生活的儒家伦理，即便意识到了现代国家所亏欠的神圣性基础，儒家又何以理直气壮地向经历过流血牺牲的“人民”要求分享革命成果呢？ 事实上，我们更习惯于先将“儒教”与现代社会对立起来，然后提出相关的文化保守主义方案。在这一视域中，现代中国的一切政治、社会变革均被视为儒教文明的“歧出”，但这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举例而言，没有高考的恢复就没有文庙最初的复兴。自2013年至2017年，茶城县高考“状元”共计三次以上为女生获得，她们与其家人均在文庙接受县领导的颁奖，成为全县瞩目的楷模。与晚清以前庶民女子的境遇相比，究竟何者更符合孔子所坚持的“有教无类”理想？当下更为务实的激活儒家文化的做法，理应是在尊重人民革命、承认现代生活的前提下，彰显传统政教中更具活力的部分，与现代生活形成健康的互动和博弈。 茶城文庙虽然只是偏居岭南一隅的地方性文庙，但观其改革开放史，仍能获得重要的启示：潜在的“教化”问题并未因民主时代的来临而荡然无存，反而以各种形式决定了文庙在几十年间所遭受的重大转变。这些缠绕着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而展开的时代变迁，使我们得以深入探讨文庙这一“圣域”被重新激活的特殊语境。 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其核心实际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根本联系。可以发现，茶城文庙自“革命”转入“改革”，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探寻自我的过程，资本市场的强力作用几乎吞噬了文庙的全部文化意义。然而，文庙与民众之间的物理距离与心理隔膜，实质上亦通过市场经济而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在历经全面“市场化”的混战之后，随着执政思路的转变，地方政府努力重塑地方文庙的行为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教化”意图。这一意图通过文化产业的形式，打开了更多面向真正的文化信仰的网络和渠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隐性社会资源对于文庙的投入，由此在恢复公共生活的道德基础乃至神圣性层面产生了积极效用。然而，从整体来看，茶城文庙远远没有走完其漫长的“过渡”之路。尽管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恢复了“祭孔”等最为重要的文庙标志，但这些象征权力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仍需经过文化符号与伦理生活的新的有机结合。在培育出适宜的文庙独立法人及运作模式之前，如果没有一种纯粹的文化尊严从文庙内部生长出来，如果没有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教化”能够在“人伦”层面更好地实践出来，那么资本与权力的力量随时都可能切断文庙与社会的信仰关联，封闭其神圣空间；这也就意味着，文庙岭上的诸神之战，仍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系《探索与争鸣》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的二等奖获奖论文，原标题为《岭上诸神——一座南方文庙的改革开放史》，原文注释从略。）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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